誰也想不到，在救災燒退後，大家紛紛撤退，可是道德重整和全景的兩群傻子，居然待了六年多，結合資源、協調困難的土地分割、化解複雜的人際關係、鼓勵孩子成長服務，把夷為平地的社區，重建成美輪美奐的新家園。其實，真要感謝當時逢甲的黃鎮台校長和建築所蘇老師師生的支持、重建會認真的黃處長和其他同仁及像打不死蟑螂的志工伙伴，以及捐書、捐吉他、捐二手衣和其他資源的各路朋友。

八八風災後，好多朋友來電，討論救災的事。我想說的是，災區朋友是需要幫忙，但是小心別造就無能依賴的人，而忽略了願意努力站起來的朋友。協助重建的團體，不要急著佔領山頭，誰也不是神，千萬要善用社會資源。媒體呢，不需要二十四小時鉅細靡遺地重複報導、扮演分析師和評論專家，重建期間為什麼不能吃大餐和理頭髮？期待常有自然災害的台灣，大家能夠居安思危，開始分析區域環境，演化因應措施和流程，政府需要如此，民間更是；不是所有的問題只要有人下台就可以解決。天災是無奈，但人禍是道德與良心的問題，更需要好好檢討反省。

以良知道德自許的華僑外交官-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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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毓棠大使的精彩人生

錐心之痛
我們常說白雲蒼狗，世事無常，永遠沒個準頭兒。這句話對於曾親身經歷過家庭劇變的人來說，尤其是刻苦銘心，體會更深。今年二月二日下午，家母在睡夢中因為一口痰噎住，換不過氣來，緊急送醫。救護車風馳電掣疾駛，老是覺得太慢了，人子懸念病母之心，無以復加，握住家母愈來愈冰涼的手，幾乎快沒有心跳呼吸的生命跡象了。急診室裡，在搶救下終於恢復了心跳。穩住病情後，送到加護病房觀察。但醫生說，因腦部缺氧太久恐會有後遺症，病情不太樂觀，要我有最壞的打算。
二月八日一早，接到醫院緊急病危通知，立刻聯繫周聯華牧師，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們同時到達醫院。母親在周牧師的禱詞中，寧靜祥和地安居主懷了，亨年九二。三月五日上午，艷陽雖然高照，但是冷風凜冽，寒氣刺骨。家母生平的至親好友二百多人，齊聚於懷恩堂，在周聯華牧師帶領下，為她舉行追思禮拜，主恩合唱團唱出「不管天有多黑，星星還在夜裡閃亮；不管夜有多長，黎明早在那頭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腳下；不管路有多長，心中有愛仍然可以走到雲端」的悠揚歌聲中，送她老人家最後一程。劉毓棠先生也出席了這場追思禮拜，離去時還緊握我的手，要我節哀。

惡耗突降
當時他精神奕奕，步屨矯健，說他可以長命百歲絕不為過。沒有想到當天下午突然接到他逝世的惡耗，實在令我錯愕得難以置信，久久不能自已。朋友說，他離開懷恩堂後，中午與馬漢寶大法官用餐。下午兩點左右，回到陽明山上的文化大學，四點多被學生發現昏迷躺臥在電梯裡，送醫途中已經往生了。據我的猜測，可能是山上山下溫差太大，因而導致急性心肌梗塞。三月十二日早，風急雨驟，既濕又冷，我又來到懷恩堂，看到同樣的場景，想想一個禮拜前在母親的追思會上才緊握毓公的手道別，萬萬沒想到一個禮拜後，竟是參加他九十三歲的追思禮拜，命運真會捉弄人。周聯華牧師在祝禱時也是感慨系之，說他在短短時間內走了兩位至友。

林肯學社
我與毓公的結識，要從一九八九年參加「林肯學社（Lincoln Society）」主辦的「林肯國際學術會議」談起。出席會議者來自美國、日本、澳洲、馬來西亞等國十幾位研究林肯或景仰林肯的學人，會中發表論文十六篇，並集結成書出版，書名︽普世林肯︾。我在會中與時任會長的毓公交談甚歡，他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叫「Abraham」，恰好與林肯的名字一樣，當場要我加入「林肯學社」成為會員。翌年四月，經王紹堉先生（曾任公賣局局長，現任東吳大學董事長）推薦，擔任學社的執行秘書，義不容辭，這一做到現在已跨過十五個年頭了。而毓公也是眾望所歸，一直連任會長到他走為止。這期間我們倆合作無間，會務辦得有聲有色，也因為這一層的關係，讓我透徹瞭解「林肯學社」成立的緣由與宗旨。也深深體會到，毓公的為人處事，就如同他那盈盈笑靨，綻放出燦爛光輝的精彩人生。

一九七四年，毓公從奉獻了廿多來的外交官生涯退休後，被時任文化大學校長的張其盷先生禮聘到該校任教，並創立了「中美關係研究所」兼所長。一九八四年，「中美關係研究所」的師生包括曾經任職的老師與畢業生們，舉行創所十週年的慶祝活動，邀請美國在台協會官員、美國商會會長Robert Parker及學術界人士，例如馬漢寶大法官、王紹堉董事長等碩彥名流，參與茶會及學術研討會。大會上，他認為應該成立一個常態機構，專門負責此類活動，延續成果，這個機構以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之名，定為「林肯學社」。「林肯學社」便在眾人歡呼聲中誕生了，毓公被推選為會長。

林肯精神
為什麼要取名為「林肯學社」？林肯總統在蓋茲堡演說中，倡導「民有、民治、民享」，主張人人生而平等，維護聯邦統一，舉世公認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總統，所以，「林肯學社」成立緣起，開宗明義便指出「藉著林肯絕對誠實、絕對無私、毫不偽善、心術純正的道德與智識，展現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價值。他的特質與精神，是當前分裂的世界所迫切需要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手撰的三民主義，楬櫫「民族、民權、民生」，也是基於林肯的政治理想，再融合了中華民族固有道統，成為中華民國建國的指導方針，所以「林肯學社」的成立可以讓中美兩國人民互相瞭解與尊重，進而彼此合作，共謀世界大同。

反分裂國家法
現在大陸人大會剛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英文名字為「anti-secession law」可以說是師法一八六０年代的南北戰爭，聯邦政府的作為。當時南部蓄奴八個州政府片面制定所謂的「邦聯憲法」，企圖脫離聯邦，時任美國總統的林肯發表聲明，「美國聯邦是一個永久性（ Perpetual）的國家。南方 各州的舉措是叛亂行為」。美國國會分別於一八六一年七月及一八六二年七月，先後通過了「陰謀法案」（The Conspiracies Act）及「叛國法案」（The Treason Act）。南北戰爭爆發後，一八六三年十一月，林肯總統發表了名留青史的蓋茲堡演講。一八六五年，南方戰敗，結束內戰，美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才得以維持領土的完整及聯邦制度的持續。美國在這一內戰中的傷亡人數達六十八萬人，僅次於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

蓋茲堡講詞背誦比賽
林肯學社一九九０年起，每個月定期在聯勤信義或中山俱樂部舉行中美早餐會，邀請中外學者就當前國際形勢發表扼要演說，大家一邊用餐，一邊聆聽；時而交談，時而交換意見；無形之中增進彼此情感，開闊視野，十五年來從未間斷。此外，學社成立後，每年年會時，都會舉辦林肯蓋茲堡演講詞（Gettysburg Address）大專院校 學生背　誦比賽，廿年來參加過的數千位學生，不管得獎與否，絕對忘不了這位美國最偉大總統，永垂不朽的演講及其內涵的精神。

童年生活
毓公是美國的第三代華僑，一九一三年出生在素有「僑鄉」之稱的廣東台山。他的祖父在一八八０年移民美國，父親是在中國出生。一九二一年，他父親卅四歲時，帶著妻子和八歲幼兒一起移民到美國西雅圖。
待在廣東故鄉的八年中，跟喜歡粵劇的媽媽一起去聽戲，耳濡目染下也扯開啜子學著戲子唱了起來，自娛娛人；也曾經為了躲開土匪及颱風，由媽媽揹到山上避難。也常聽媽媽講起村子裡頭豎著兩根褒揚舉人的硃紅旗杆，這位舉人正是他的堂伯父劉吉棋，出生在美國，回國受教育，再返美國，是華盛頓大學第一位華裔學生，曾任西雅圖中國領事館榮譽副領事，是僑社活躍的領導人物；也經常聽大他十歲的堂兄劉毓楠談起，中國是如何受到日本和歐洲列強的欺凌，以及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如何對抗軍閥和外來帝國主義，這位堂兄後來也在劉父協助下移民西雅圖。

在村子裡的學校讀了一年書，經常一個人獨坐在田埂的樹蔭下，看農夫趕牛耕田，遐想外面世界。他說，堂伯父劉吉祺在西雅圖僑社的成就以及堂兄劉毓楠的愛國心，激發他想到外面世界去闖一闖的念頭。

移民西雅圖
到了西雅圖後，媽媽又陸陸續續為他添了四個妹妹及一個弟弟。他好像是孩子王般，帶著一群小跟班，到處呼朋引伴，玩在一起；又好像是母雞帶小雞的保母，分擔媽媽的辛勞，這段經驗，對於日後他發起兒童的良知教育有很大的關係。白天接受正統的美國學校教育，英語突飛猛進；夜間則到華人學校學中文，雖然沒學到多少中文，倒是被灌輸了不少民族大義和愛國情操，甚至還在家房裡對著國旗宣誓效忠，長大後要回國服務。
這段時間，也經常到教堂聽傳教士講道，而在十四歲那年受洗為基督徒。

嶺南大學就讀
一九三二年進入華頓大學就讀，不過他的心卻是希望能夠報效國家，將在美國所看到優點引介到中國。在說服父親後，於一九三三年返國進入廣東的教會學校嶺南大學就讀，並立志將來要做個外交官，效法顧維鈞大使在國際聯盟捍衛中國的權益。
在嶺南大學認識了學長徐亨先生（本會顧問）。他與徐亨的友誼深厚，經常在週末歡聚飲茶，不過，在他走後已成絕響了。
轉學燕京大學
一九三五年春，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訪問嶺南大學，司徒大力宣揚推崇孟子的人道關懷思想及民主精神。受此影響，便向司徒自薦想轉學到燕大就讀。經過甄試，而於同年秋天轉到燕京大學就讀。
結識張亞蘭女士
一九三七年，燕京大學畢業後原本要繼續留在中國求學。不過，那年爆發了「蘆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日。由於局勢緊張，雙親從西雅圖急電他返回美國。他在百般不願下，搭船回到西雅圖，再度進入華盛頓大學攻讀政治，不過只唸完春季那一學期，便轉學到位在波士頓、學術風氣鼎盛的哈佛大學。
一九三八年中國戰局吃緊，大波士頓地區的中國學生紛紛自行組織起來支持抗戰，一九三九年二月，在一次支援對日抗戰的活動中，認識了為他唱歌伴奏的張亞蘭女士，她是黨國元老張群先生的千金，當時在英格蘭音樂學院主修鋼琴，經過半年交往締結連理，成為一生相互扶持鼓勵的恩愛夫妻，共同走過了六十五個年頭，正是「琴瑟和鳴，白頭偕老」的典範。育有三子，劉正、劉安、劉白，目前都定居在西雅圖，事業都很有成就。
取得哈佛大學博士
一九四０年，他當選為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會長，策劃「中國思想講座」，邀請知名學者演講，傳播中華文化道統。一九四一年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但求學期間真正對他有啟發的是一本由史諾（Edgar Snow）於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敘述了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如何願意犧牲奉獻一切，為的是謀求中國和人民的幸福，這與他早年在西雅圖的華人學校，民族意識與愛國心受到啟發竟是不謀而合的。

在華府外交圈當記者
拿到博士學位後，亟想回到中國加入對日抗戰行列，不過亞蘭女士考慮到他的安危，而且報效國家的方式不僅限於回國，遂經由岳丈張群的推薦，到華府的中央通訊社任職。他在華府的記者生涯中，最值得記述的是報導蔣夫人一九四三年作客訪問白宮，受到羅斯福總統伉儷熱誠歡迎，以及蔣夫人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全體國會議員起立熱烈鼓掌，將蔣夫人在華府受到美國政府官員與國會議員高度重視的第一手消息傳回國內，振奮人心。
也因為跑新聞的關係，結識了中國大使胡適及繼任的魏道明兩位先生，毓公對他們兩位有近距離的觀察。他認為胡大使為人和善、謙遜、熱心，廣受外交使節團景仰，對我國與華府外交圈的友好關係，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而魏大使則是經常邀他們夫婦倆到雙橡園作客，參加許多盛宴，也因此而成為魏大使的私人秘書，直到顧維鈞接任大使後才卸任。
初遇「道德重整運動」發起人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卜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台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返國任教
一九四五年八月對日抗戰勝利，毓公邀請了幾位友人商討戰後個人前途，其中某位友人是中國平民教育運動領袖晏陽初的連襟，他說中國現在特別需要像毓公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為人民謀福利。這一席話，對毓公未來人生走向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年底，帶著家人抵達上海，那個時候，不只上海而且是全國似乎都籠罩在通貨膨脹狂飆、國共內戰陰影中，人心惶惶，時局動盪不安。
一九四七年毓公曾短期擔任行政院長的英文秘書，並在政府派遣下，參加由印度總理尼赫魯召開的亞洲關係會議，及在蘇格蘭舉行的太平洋會議。
一九四八年九月，透過友人經濟學家劉大中（我國現代稅務制度規劃者）的推薦，任教清華大學政治系，先後拜訪了清大校長梅貽琦和北大校長胡適。當時學術界的氣氛還算鎮定，沒有像外界「山雨欲來風滿樓」緊張態勢。所以，這兩位望重士林的校長並沒有表現出北京有任何安全的顧慮，毓公便決定待下來。

失去自由
然而，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國共內戰已全面爆發，局勢逆轉，共軍勢如破竹，國軍節節敗退，北京淪陷在即。一些有名的教育家搭上政府派來的專機撒退到南方，毓公當時也考慮到是否要離開北京南下，經過反覆思量，認為留下來的理由要比離開多，但是他忘了考慮自由這項因素，到失去時才知道自由的可貴。共產黨控制北京後，逐步箝制思想與自由。他最難忘的是，全北京各大學教職員集體聆聽周恩來演講。周恩來可以不用稿子，一連講三個小時，涵蓋政治、經濟、教育、軍事和國際關係，是個標準的政治行動家。
重獲自由
一九四九年六月，共產黨同意不是河北籍的教職員，暑假可以返鄉探親，毓公是廣東人，於是利用這個機會離開了北京，取道天津，準備搭船前往香港。就在離津前一晚碰到士兵查房，問：「為何有那麼多行李？」，毓公答：「想在香港把多餘行李賣掉，因為新社會用不著這些東西。」又問：「為什麼要回廣東蔣介石控制的地盤？」答說：「等我們抵達時，廣東應該解放了！」毓公的回答，士兵相當滿意的離開了。然而在上船之前，碰到女共幹檢查隨身行李，她相當冷漠，不假辭色，幸好毓公的次子劉安天真無邪和她攀談，得到親切回應，她才同意放行。但是托運行李太大，引起另一位男高幹注意，下令打開檢查。毓公答說已經那位女幹部檢查過了，她也點點頭，這位男高幹才沒刁難。百般波折，進入船艙後，毓公全家跪下來感謝主的眷顧。經過十二天的航行終抵香港，重獲自由。

展開外交官生涯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毓公來到台灣。大陸的淪陷幾將毓公打造新中國的美夢消蝕殆盡，不過，這個希望在遇到時任農復會主委蔣夢麟後又再度復燃了，蔣主委請他撰寫研究報告，因而結識了會裡許多優秀才俊包括蔣彥士、湯惠蓀等人。研究報告完成後，外交部長葉公超延攬他到外交部工作，從此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外交官生涯。
一九五三年派到中華民國駐聯合使節團，在蔣廷黻大使麾下工作，與後來素有「非洲先生」之稱的楊西崑合用辦公室，兩人交情深厚。對於楊西崑先生親自走訪非洲各地，充份準備資料，認真出席聯合國各項會議，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道德重整的啟發
一九五五年，對毓公來說不僅是他個人信仰的轉捩點，同時也對以後我國外交工作上的推展做出了貢獻。那年他奉令參加在密西根州舉行的「世界道德重整大會」，從此與道德重整運動結下不解之緣。與會者數百人，涵蓋各國國籍、膚色、階級及信仰，現場洋溢著一股蓬勃朝氣。在那次大會上，與發起人卜克曼博士再度重逢，此次重逢竟是相隔十年之久。毓公在此次大會中徹底認識道德重整的理念，在奉行誠實、純潔、無私、仁愛等四大絕對標準，並且尋求內心的聲音做為生活的指引，這種聲音對基督徒來說是上帝的話語，對中國人來說就是良知的聲音。這是一種為人性奮鬥的意識形態，不僅是國家發展所需要，也是人類寶貴的資產。這些來自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的人，努力實踐平常人只掛在嘴邊說說的道理，那就是行善、誠實、寬恕、純潔而不自私。
這次大會結束後，毓公隨著大會籌組的國際政治訪問團及音樂劇表演團巡迴亞非地區。台北之行，除獲得蔣總統接見外，當時外交部長沈昌煥先生還特別要求毓公向部裡同仁說明何謂「道德重整」，並同意他繼續隨團參與後續各國行程。從菲律賓到印度，從伊朗到埃及等十幾個國家。所到之處，各國朝野政黨都來觀賞傳達道德重整理念的音樂劇及其內涵。

力挽外交關係
其後毓公歷任溫哥華總領事、威靈頓總領事、紐西蘭大使、巴西大使等職。在這些職務任內推動的外交工作，得力於道德重整運動之力甚多，一九五八年毓公由溫哥華總領事奉調到紐西蘭首都威靈頓總領事。一抵威靈頓才知紐西蘭準備與中華民國斷交，那時我國與紐西蘭尚未建立起大使級的外交關係。透過當地一位女華僑的協助，安排毓公在她家裡與總理的秘書餐敘，一聊之下，才知道這位秘書曾經參加過道德重整運動大會，話題一開，有如江河滔滔，欲罷不能。這位秘書瞭解到毓公是以道德重整的四個標準來從事外交工作，深得她心，因此透過她的安排，見到了總理。也由於與紐西蘭高層溝通管道順暢，而於一九六三年六月正式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沈昌煥部長也在毓公安排下訪問紐國。毓公不僅成功挽救兩國關係免於破裂，甚至還從總領事館升格為大使館，力挽狂瀾於將倒，居功厥偉，樹立了外交官折衝尊俎的典範。

良知爺爺
一九七四年毓公從外交官生涯退休，被延攬到文化大學任教，除創辦「中美關係研究所」及「林肯學社」外，更主編︽中美關係英文季刊︾長達廿八年之久；同時積極投入台灣道德重整教育，奔波於南北大專院校，影響很多年輕學生，幫助他們聆聽內心良知，確定人生方向。許多年輕人因為毓公的感召，選擇了服務奉獻的道路，並成立「道德重整協會」，振聾發聵，滌盪人心。
一九八八年毓公從文化大學教職退休。東海大學附幼請他教導兒童良知，發現到孩子對聆聽良知很感興趣，而且學習成效非常好。於是乎，毓公開始奔走於許許多多的幼稚園及小學，推展良知教育，成為孩子們景仰喜愛的「良知爺爺」。
一九九０年亞蘭女士因病需回西雅圖療癢定居，毓公每年回台兩次，每次停留三個月，繼續戮力於良知道德教育的推廣，十餘年從未間斷。
今年二月，毓公以九三高齡，再度應文化大學之邀，開班講授「企業良知」課程。據悉，毓公走後，學校將會持續開這門課，因為這對企業的永續經營，舉足輕重。

一生總結
回顧毓公一生，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不管處境多麼困厄，無論別人是否真誠，總是以肯定的態度，與人為善；以四個絕對標準，傾聽內心細微聲音，永保赤子之心。放眼國內政壇，爾虞我詐，那些在紅塵中打滾，陷溺自戀，只知沽名釣譽，追求名利，而不知民間疾苦的政客們，若能以良知道德自我期許，國內將是一番迥異於目前「國已不國」的氣象。（作者為本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