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21大地震到88水災，十年了，心理工作者的我們學習到什麼呢？

口述＝楊蓓．整理＝楊雅亭

8月底，我到高雄進行一場88水災志工培訓工作，卻發現一個極端的現象，有些慈善團體、心理工作者、營造業者……，好像在災區尋找一個舞臺，眾人紛紛角力，誰最醒眼。我心想，台灣是怎麼了？怎麼連救災都要比一比？！
從921大地震到現在，我依然看見助人文化裡的浪漫和天真，有些心理工作者忽略了心理治療畢竟是中產階級的文化產物，它雖然有效，但要認同這樣的文化信念，且有條件地進入會談室的大眾並不多。這次災難，再次把助人工作的「專業性」、「天真」與「理想」成分打破，有些助人工作者到了現場才發現力不從心，他們發現災民現今最需要有力的壯丁幫忙清理家園，更別說可以挪出時間，進行諮商會談。
還有一位志工告訴我，有位個案，家毀了，只留下他一人，每次他都必須對前來關心的諮商師們訴說相同故事。他無奈地說，或許我該事先錄音的，至少不用讓自己的傷口，撕裂一次又一次……。
助人時如果欠缺理性的思維，只是基於求心安、一時的義氣，或是想證明自我的專業能力，無疑就是在消費災民。很遺憾，這次再次證明我們並沒有從921的災難裡得到真正的學習！

讓苦味流轉，轉出新滋味
一位志工說了切身的故事，她是921受災戶，曾經幫忙鄰居清運屍塊，有好長的一段時間她經常做惡夢，後來她成為佛教徒，改吃素。這次，她幫忙救災，卻沒想到塵封已久的情緒突然冒起，她沒想到生命遭受威脅的恐懼，持續那麼久……。
當土石流淹沒一切，即便家中無人傷亡，但目睹熟悉的家園面目全非，房子沒了、財產沒了，那種突然一無所有的恐慌，是很難被理解的。我們都說，活著就是要把生命豐富起來，但是當昔日的豐富、熟悉的如常，沒來由地消失，像是在沙灘上堆疊的沙堡，隨著潮汐而消失。那種突然失去的恐慌，幾乎可與面對死亡的恐懼相比擬；我們失去了重新建構生命意義的著力點，會慌、會亂……，會擔心是否再努力，也可能在一夕間，一無所有。
然而透過儀式，可以療癒生命無常的苦味，讓我們由恐懼的深淵，轉化到現實世界。有一次，我跟著聖嚴法師去慰問桃芝風災的受災戶，這戶人家被一顆如教室般大的巨石擊中，兩層樓高的房子，摧毀得只剩斷垣殘壁，孤苦無依地留下一個太太和兩個孩子。里長說，事發後這位太太滴水未沾、不發一語，連靈堂都是鄰居幫忙搭建的。到了靈堂，我見她神情木然地看著親人的牌位；我們靜靜地為亡者上香、誦經……。經過沉靜的儀式後，師父正要去安慰婦人時，婦人突然放聲大哭地走到師父面前，而師父便靜靜地陪伴著，直到婦人的情緒逐漸回穩……。
有時候我深深覺得，我們心理工作者還真比不上一位法師，僅僅幾個簡單的動作，傷者的心就開了。面對災難最怕就是把苦悶住，那會生病的，會哭鬧都還好些。而透過儀式，可以讓埋藏的情緒有了宣洩的出口，讓悲傷走過一段歷程。

與居民信念相符合的儀式或祭典，都是很好的療癒方式
我再舉個例子，四川大地震後，當地政府希望我們進入深山村落幫忙，走在人口消失泰半的村落裡，盡是寂寥的荒蕪感，災後三個月了，有些居民仍然住在帳棚、組合屋裡，村民說，災難發生在星期三，有許多用功的小孩自發性地留在學校自修，沒想到學校崩塌，自此天人永隔……。
那時候，我們除了發送物資，也無力做些什麼。這時我觀察到山上有座觀音廟，聽村民說，地震發生時，這座觀音廟穩穩坐立，於是我興起一念，不妨大夥齊唱「南無觀世音菩薩」吧。在法師們與中共高層接洽後，中共難得允諾我們可以在寺廟外進行宗教儀式。唱誦前，我先問村民：「地震時地方上的觀音廟垮了沒？」他們說：「沒有。」我再問：「以往家裡有人往生，你們會到廟裡祭拜嗎？」他們點點頭。於是我們大家合掌、唱誦。剛開始，村民不自在地看著地方官員，擔心觸犯政治禁忌，後來見官員合掌，也陸陸續續地合掌、唱頌。讓我震撼的是，唱誦間，村民神情極其悲苦，平常他們為了生活強顏歡笑，但是在集體的儀式裡，悲苦的情緒卻得到很深沉的宣洩。
如果從心理學家容格的觀點來說，誦經近乎是「積極想像」的概念運用，有點類似「觀想」，在我們的文化裡，觀世音菩薩是一位救苦救難的大菩薩，不論是否誠懇信仰，唱誦時，我們的腦袋會自動化地浮現觀世音慈母般的心像，我們也彷彿被溫柔的力量所籠罩；此刻，苦難者可以全然浸泡在苦裡，去感覺苦味，任由念頭來來去去。當念頭是自由的，苦味也變化不窮。
任何宗教儀式，都與文化有很深的關係，當我們要進行儀式，就必須瞭解對方的文化，只有當儀式跟人的情感相契合，傷痛才能得到宣洩、撫慰，產生療癒。不僅是宗教儀式，只要是與居民的信念相符合的儀式或祭典，都是很好的療癒方式。此外儀式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很經濟，而集體儀式更能激發共鳴的效果。

同理，需從尊重個案的文化獨特性出發
說到這裡，我也帶出一個議題，助人工作者必須尊重個案的獨特性，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樣子。雖然說人性是相同的，苦痛是相通的，但是如果心理治療要走到人性的層次，還是必須從理解對方的文化開始，否則如何達到深層的同理呢？我相信參與過921大地震、四川大地震等心理修復的工作者，會深刻地警覺到跨文化因素對心理治療的影響，而這也是新生代的心理工作者必須強化的地方。
有人問我，這次的災難後是否需要原住民的心理工作者？我覺得不一定，當然有還是比較好，特別是心理諮商證照制度愈來愈走進象牙塔，美其名是專業化，其實是貴族化，中下階層與心理工作者接觸的機會減少了，心理工作者只能自我要求要走入人群，瞭解個案是怎樣過日子，才可能產生療效。如果有原住民的心理工作者，優點是，諮商是相當依賴語言的治療模式，如果能用母語與個案交談，彼此同理的感受自然不同。但是從原住民的立場來看，他們未必需要心理工作者，而是更需要與他們一起生活、一起找資源的社區工作者。
我覺得與原住民相較，漢人的自我修復力比較薄弱，多次的天災，無形中強化原住民對環境的敏感度與求生韌性，當水位到達警戒點，村長開始叫人逃命去，他們已習慣在颱風夜攜帶重要物品遠離家園，看著家被水沖走了，再換個地方重新生活，逐水草而居卻安之若素。
一次我問原住民的學生：「你們遷離自己的土地、遠離了祖靈，不難過嗎？」學生說：「還好，因為我們對祖靈有很深的信賴，而且族人也相信基督與天主信仰。即便離開自己的土地、離開祖靈，心靈還是有所依靠。」
此外，原住民的親族力量很大，部落間經常看見老的照顧小的。學生說：「有些孩子的父母親不在了，就由族裡的青少年照顧兒童，很有大家庭的感覺。」族人的陪伴是心靈復原力的主要來源，所以助人工作者必須時時自我提醒，尊重、瞭解個案的文化差異，用對方熟悉的方式來靈活運用心理治療，才能達成療癒的目標。
心理治療就是要將諮商室裡的頓悟落實到生活，從921大地震到現在十年了，心理工作者的我們學習到什麼？跨文化的理解依舊是最深刻的提醒。我們不難發現，為何自921大地震以來，心靈重建的最佳夥伴，往往是一群願意許下承諾，持續與災民一起生活並進行社區重建的心靈工作者。